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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门峡法院系统利用微信朋友圈曝光失信被执行人 细菌战幸存者:我怕受害者都去世后 这段历史没人知道

2020-2-3

  三门峡法院系统首次利用微信朋友圈曝光失信被执行人

  精准晒老赖 难找平衡点(消息看法)

  11月9日河南省三门峡市陕州区人民法院为打击“老赖”、解决执行难将首批19名失信被执行人的信息推送到三门峡市辖区十万名市民的微信朋友圈内这是三门峡市法院系统首家采用此种方式曝光“老赖”这一做法在社会引起一定反响。

  执行难源于违法成本低传统曝光方式对“老赖”难以形成有力的打击与震慑

  “失信被执行人大行其道诚信观念缺失、法制意识淡薄的背后是被执行人违法成本太低。”陕州区法院党组成员、执行局长刘瑞丰告诉记者对被执行人来说被强制执行与主动履行效果一样只要最终偿还了债务即便法院采取了强制措施也没有受到处罚。

  陕州区法院此次通过微信朋友圈的广告功能共曝光19名失信被执行人以图片、文字与视频“曝光台”的形式“晒”出他们的相片、姓名、地址、未执行标的额等信息使失信被执行人的“赖账”行为在当地人人皆知。

  据记者了解为了破解执行难陕州区法院以前采取过多种办法比如限制“老赖”高消费、定制手机彩铃、执行悬赏保险等但因对失信被执行人难以形成有力的打击与震慑收效甚微。

  “我们用这么多招试图挤压‘老赖’的信用生存空间但鉴于目前人们对信息获取渠道、兴趣的转移与侧重点不同这些传统的曝光方式治‘赖’效果并不好。”刘瑞丰说考虑到微信已经成为人们主要的通信工具与社交平台朋友圈推送名单的方式可以让“老赖”的信息被更广泛地传播倒逼他们及时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对‘老赖’来说虱多不痒债多不愁。很多时候失信不仅不需要付出代价反而能捞到好处。”谈起执行难申请执行人赵某感触颇深只有让“老赖”处处受限、寸步难行在社会上很难立足才能形成让人自觉守信的倒逼机制。

  利用微信朋友圈曝光“老赖”信息实际上是进行“面子攻势”此举有法可依

  这种方式曝光“老赖”信息是否有法可依?针对有些人的质疑陕州区法院执行局综合科负责人徐瑞龙解释说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银监会等44部门联合签署的〖有关对失信被执行人实施联合惩戒的合作备忘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发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的若干规定〗均明确规定各级法院可以根据各地实际情况将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通过报纸、广播、电视、网络、法院公告栏等其他方式予以发布并可以采取消息发布会或者其他方式将本院及辖区法院实施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制度的情况定期向社会发布。“而微信正是目前网络平台上人们广泛使用的通信工具。”

  “微信朋友圈成为许多人的社交场所利用QQ、微信‘晒’失信被执行人实际上是对‘老赖’进行‘面子攻势’。‘老赖’或许敢于置法院的判决于不顾却很难不顾及自我的脸面。对付‘老赖’既然传统手段效果不好不妨转换思路找找别的可行办法。”中牟县人民法院执行局李慧琳说。

  “‘老赖’规避执行不是一个孤立的司法问题而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现象。”陕州区法院负责人表示遏制规避执行的不良现象必须广泛发动群众举报与提供线索让全社会共同参与才能形成执行合力真正让“老赖”寸步难行。

  朋友圈晒“老赖”有积极意义但需找到司法公正与隐私保护的平衡点

  在朋友圈精准推送失信被执行人信息是否涉及“隐私泄露”的问题?当“自然人隐私权”与“失信”发生冲突时如何确保法律的天平不失衡?

  徐瑞龙介绍与微信平台合作时他们也曾讨论过上述问题当时对方给出的解释是目前大多数人的微信都与手机号绑定而手机号显示的归属地是公开的这些信息都存储在微信后台的大数据内所以基本可以保证推送的精准性同时又不侵犯市民的隐私。

  中华全国律师协会民事专业委员会委员、法学博士夏建三认为执行难是社会的一大顽症“公民享受法律规定的权利的同时必须履行法律规定的义务”。“失信”就是自然人没有履行本该承担的义务。但是当“自然人隐私权”与“失信”发生冲突时还是要认真研究防止顾此失彼。

  “在微信朋友圈推送‘老赖’名单有其积极意义:首先可以提升整个社会的诚信意识让当事人认真对待法院判决并自觉履行;其次是给‘老赖’以巨大的社会压力迫使其积极履行法院判决;再次这也是法制宣传的一种手段教育广大公民要遵纪守法维护法律的权威。”郑州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张嘉军说尽管陕州区法院的做法于法有据但是也存在侵犯“老赖”的隐私之虞。如何在更好地保护当事人隐私权与更好地维护司法权威性之间寻找平衡点应是未来法院执行工作中不得不认真思考的问题。记者任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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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德市日军细菌战受害者协会骨干成员。

  5位亲人死于鼠疫 对日索赔奔走20年

  细菌战幸存者徐万智:我怕受害者都去世后这段历史没人知道

  今年77年的徐万智是常德市日军细菌战受害者协会常务副会长。他算是协会中年纪较小的很多成员都已80年以上。76年前日军在常德投下鼠疫菌他一家5位亲人丧生。从1997年开始这位古稀老人开始了长达20年的诉讼走村入户起早贪黑搜集日军细菌战的罪证。让徐万智担忧的是20年间参与对日细菌战诉讼的原告已有2/3去世。“我怕等受害者全部去世了这段历史就再也没人知道了。”

  文、图 / 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肖欢欢

  熟悉徐万智的人都说“老徐在协会中是最卖力的70年了在田埂上比小伙子跑得还快。”徐万智原籍常德汉寿县聂家桥乡雷家坡村差距常德市区十多公里。

  一年内5位亲人死于鼠疫

  当时他父亲兄弟二人家里一共有12口人徐万智是三姐妹中最小的。父亲徐明哲经常贩米到常德城里卖。但万万没想到带回来的却是一场灾难。

  1943年春天父亲挑米到城里卖回家后就忽冷忽热高烧不止后来逐渐神志不清还不停抽搐。家里人不知道他得了什么病到处求医。土郎中开了两副中药但没见好转。过了两天开始屙血脖子也肿了浑身起疙瘩前后过了四五天父亲就去世了。父亲死后二伯家的哥哥徐万勇与奶奶不久也发病去世了。

  一家人完全没有意识到是感染了细菌。1944年徐万智11年的哥哥徐万成接着发病不久就离开了人世死的时候嘴里冒着血泡脸乌血。“这时全家都病倒在床动弹不得。邻居与亲戚找了几块破木板钉了个木匣子把我哥哥抬出去埋了。”到家中参与抬尸的人后来全都染病死了。

  “道士都不敢来怕染上瘟疫。”虽然过去了70多年徐万智对当时的情形记忆犹新。“当时农村迷信也没有药说这个人的魂掉了去喊魂。晚上家家都去喊魂山野间到处都听到村妇一边哭喊着亲人的名字一边撒纸钱。”

  父亲死的时候还有棺材。等到二伯死的时候家里连棺材都买不起都是赊账。债主到他家讨账把瓦片揭走唯一的一头耕牛也牵走了。徐万智的祖父日夜哭哭得眼睛都哭瞎了母亲也一病不起不到半年头发都掉完了。婶婶与他的两个女儿也病得奄奄一息。舅舅看到徐万智年幼就接去他家。但到了舅舅家徐万智也出现了一些鼠疫症状后来舅舅给他吃一些草药才算捡回一条命。但多年后他仍需要经常吃药身体异常虚弱再也恢复不到正常人的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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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万智

  “死晚了就没人埋你了”

  1941年11月4日清晨常德城内大雾弥漫早起的人们正在忙着各自的生计。忽然一阵刺耳的防空警报传来城内居民纷纷像往常一样躲避空袭。空袭警报一直到下午5点才解除。人们发现日军飞机没有像往常一样扔下炸弹它只在上空盘旋了3圈撒下了一些破布烂棉花、谷子、麦粒、黄豆等36公斤重带鼠疫的跳蚤然后飞机往石公桥方向飞走了。

  当时的石公桥是湘西各县的物资集散地。各地客商把米谷、棉花、布匹、鲜鱼运到湘西把药材、土产运出去。就在日军投下这些谷子与布条后不久经营食品、布料的地方就多了很多死老鼠特别是卖肉、鱼、粮食的商铺里。“白天老鼠看到人却跑不动毛发竖立如箭眼睛发红看起来十分恐怖。”

  小镇的繁华加快了鼠疫的爆发。鱼档的老板张春国一家6口不到半个月全死了另一位开鱼档的丁常发一家12人不到两天就死了11个他儿子到外面读书才得以幸免。

  当时天天都在死人先死的用棺材抬去埋棺材用完了就改用门板最后连抬尸的人都找不到了就只好先挖一排坑死了就用竹篮挑去埋有的坑里埋四五个人最多的一坑埋了8个人。“有不少患者的亲人对患者说‘你快点死吧死晚了恐怕没有人埋你了。’还有人感染了鼠疫怕拖累家人自我服毒自尽。”徐万智说。

  常德县长岭岗是当时从湖北前往湖南运兵的必经之地。在此地的王家祠堂染病的壮丁一批一批地死去附近有一片荒地后被用来埋葬尸体。壮丁死得太多荒地埋满了就往河里扔。“前后死了3000多名壮丁。后来这一片晚上都没人敢经过说是冤魂太多。”

  当时负责火化鼠疫尸体的是保安司令特务排的班长文国斌。火葬炉在常德大西门外的千佛寺用旧砖在废墟上砌了三座炉高约3.5米宽1.5米深2.5米。上层是烧尸室的烟囱下层是骨灰室。每天下午4点开始烧尸第二天早上6点结束。每具尸体烧两个钟头用松木劈柴200斤。每具尸体都用旧棉絮或被单裹得严严实实分不清男女只有从长短才看得出是成人还是小孩。班长一声令下两人将尸体装入炉中周围放满柴火浇上汽油点火后关上炉门。三座火炉发出黑色的浓烟一阵风就将浓烟吹了下来。“一阵阵烧焦的气味令人作呕。”尸体太多烧尸队的工作人员每天通宵轮班但烧尸炉不停。其中一座烧尸炉用了才两个月就烧塌了。“20世纪80年代常德的部分村落依然发现有鼠疫菌。”徐万智说。

  对日索赔奔走20年

  1996年常德成立了细菌战检查委员会与浙江的受害者一起准备对日诉讼。1997年常德市细菌战起诉日本政府的消息传开。徐万智找到委员会成了一名检查志愿者。他于1998年12月作为第二批起诉的原告起诉日本政府。

  从1996年到2000年的5年中徐万智与同伴们走访了100个乡镇800多个村庄写出近2万份材料整理出13个县70个乡镇486个村总计起诉3709人受害死亡7643人。“当时我们都是六七十年的老人一天骑行100多公里起早贪黑比小伙子还卖力。”

  对细菌战幸存者来说那场战争并没有结束。“假如作为幸存者都不发声还有谁来愿意控诉日本侵略者的罪恶行径呢?” 1998年61名常德原告出席了日本东京地方法院的第一次开庭审理经过27次开庭2002年8月27日法院宣布承认日本对中国发动了细菌战的犯罪事实承认受害者人数是7643人但对受害者不予赔偿。2005年与2007年东京地方法院两次宣判均驳回原告上诉维持原判。

  但徐万智没有放弃。他前后4次自掏腰包到日本参加庭审在东京高等法院外进行反战宣传并在日本政府部门云集的霞关路举办了示威游行活动还受邀去早稻田大学以“记史不记仇”为主题给该校的日本学生讲述日本侵华的真实历史。“不为钱只为求一个公道。我们要子子孙孙将这场官司打下去直到日本政府低头认罪。”

  20年间2/3原告已去世

  2011年常德成立了全国第一个日军细菌战受害者协会。随着幸存者年数越来越大徐万智越来越有危机感。在他看来协会最大的困难是缺钱缺人很难进行活动工作人员多数已年过六旬许多年轻人不愿加入协会写材料、拍相片都找不到人。

  协会负责日常工作的有5人分别是会长高锋、常务副会长徐万智、秘书长丁德旺、常务理事易友喜与胡精钢。如今84年的丁德旺与77年的徐万智年事已高不再适合四处奔走。负责摄影的胡精钢也已67年53年的易友喜成为唯一能打理协会日常事务的人。除了42年的高锋外他是最年轻的协会会员。协会也曾陆陆续续来了十几个人但鲜有人留下。

  “现在形势很危急必须进行抢救性保护。”徐万智提高了声调一连叹息了几次“快撑不下去了。”20年前与他们一同对日诉讼的61位常德细菌战受害者只剩21位在世多数也都在80年以上卧病在床。7643位遇难者名册与上万份日军细菌战罪行的文字、声像资料因缺乏向社会展示的场馆只能长期寄存在常德市武陵区的档案馆。“我们最大的愿望就是建一个细菌战死难者同胞纪念碑与纪念馆。”徐万智说。从1998年开始每年11月4日就成了常德细菌战受害者纪念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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